中國順差擴大，是對其他國家的“擠壓”嗎？
日前，中國海關公佈8月外貿數據，許多西方媒體把關注點放在了“中國貿易順差連續第四個月突破千億美元”上。一段時間以來，外界對中國順差的討論日漸升溫。美國前貿易代表、現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邁克爾·弗羅曼不久前發文稱，中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，“世界終有一天無法承接如此龐大的産能”，進而斷言這將導致下一場全球經濟危機。
中國外貿存在巨大順差，的確是事實；一些群體對此感到焦慮，也是真實的。比如中國依託完整産業鏈形成的競爭優勢，讓美歐本土産業面臨激烈市場較量，相關行業自然生出危機感。在一些發展中國家，有人擔心大量中國商品的出現，會讓自身工業化通道變窄。從宏觀經濟學角度，學界長期討論全球經常賬戶失衡問題，當全球總需求疲軟時，大額順差容易放大市場競爭，催生各國保護主義衝動。
這些關切各有其原因，但板子卻不能打到中國身上。貿易順差是全球分工、各國儲蓄消費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，並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目標。中國多年持續擴大內需、主動擴大進口，一直在積極推進貿易平衡。美歐長期高消費、低儲蓄、鉅額財政赤字，本身就是全球失衡的重要一端，卻在論述中被完全隱去。更何況，新舊動能轉換帶來的陣痛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都必須面對的考驗。
商品能夠出口，説明國際市場有人願意購買。一個國家生産的産品超過本國消費量，通過貿易滿足其他國家需求，正是國際分工存在的基礎。中國2025年出口快速增長的領域有集成電路、機械裝備、新能源汽車等，這些對應的是全球能源轉型、産業升級帶來的真實新需求，不是憑空多出來的産能。它讓國際市場的需求方從“買不到”到“用得起”，是實實在在的增量貢獻。
真正的問題在於，有人在刻意挑動、利用對中國的“順差焦慮”，進而將這一經濟現象政治化、武器化，與所謂“中國擠壓論”“中國衝擊論”等畫等號。但現實是：2012年至2024年，中國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紡織機械超過300億美元，助力東南亞、南亞一些國家發展成為重要紡織品生産和出口國。中國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基建、設備、技術與投資，幫助其完善基礎設施、培育本土産業，提供不同於西方的工業化合作路徑。如果中國出口真的在“擠壓”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空間，那麼這些事實便無從談起。
從歷史上看，貿易順差從來不是某一個國家的“專利”，至今也沒有一起全球經濟危機被證明是由貿易順差本身直接觸發。19世紀的英國、20世紀的美國、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，都曾在不同階段長期保持大規模貿易順差，其中德國和日本的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重一度超過6%。這些順差國的出現，無一例外是特定時期國際分工格局演變的結果，而非危機的先兆。反倒是那些試圖用關稅壁壘和貿易限制來“解決”順差問題的做法，在歷史上多次被證明會加劇全球經濟的緊張。
實際上，擔心“世界難以承接如此大的産能”，問題在於全球總需求持續疲軟。而這一情況的根源，則要追溯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。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近日指出，金融危機之前，世界貿易增長率是全球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；危機之後，世界經濟增長放緩，貿易增長率比經濟增長率更低，美國、歐洲、OECD國家乃至全球經濟增長都進入長期疲軟，西方傳統工業強國普遍面臨製造業外流導致的增長乏力、産業空心化和就業結構失衡。換言之，全球需求這塊“蛋糕”之所以不夠大，不是因為中國多切了一塊，而是因為金融危機之後整個“蛋糕”的製作過程出了問題。
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，為什麼全球危機的“中國源頭論”會從美國一些人口中傳出。2008年美國房地産供給出現問題，次級貸款被層層證券化，房價下跌最終引發信用凍結和流動性枯竭，引發了席捲世界的國際金融危機。至今美國社會對“大國國內失衡向外擴散”高度敏感。一些人就把這套邏輯直接移植到中國製造業，想當然地作出判斷，卻忽略了兩國經濟結構、增長動力和發展模式的根本差異。
歸根結底，美媒擔心的“下一場全球經濟危機”會不會發生，取決於世界主要經濟體能否處理好産業轉型、金融風險和需求不足問題，也取決於世界能否排除保護主義逆流帶來的干擾，繼續保持開放合作。